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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途
六月三十日晚上，我经历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出行前焦虑。我不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但这一次，前所未有地，我预感将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文明世界。在川西北高原的山村里生活一个月，怀着对这件事的浪漫化和妖魔化想象，我将电吹风、裁纸刀和湿巾塞进已显窘态的二十五寸箱子。
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从业者无法逃避的仪式和迷思，也是外界对他们最鲜明的刻板印象。对于我们这些本科生而言，它同时还是一个价值八学分的成年礼，或许还是我们毕业论文的素材来源。
想着自己的成绩单，我登上了广州到成都的火车。四十小时车程，我们将它用来聊天，打牌，看剧，吃东西，睡觉，再看几页看不进去的书。深夜里听着blur描绘英国中产阶级无所事事生活的歌，看窗外黑黢黢的山林和小站昏黄的灯光。
七月三日中午抵达成都时，我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倦怠，衣服里吸满了火车的气味：那是泡面味、脚臭味、小推车上的盒饭味和车厢连接处烟味的混合体。我们拖着箱子爬上成都站外的台阶，去搭穿过城市的公交车。
成都是个好地方，街道干净，高楼不多，却有无数的餐馆和无数的茶馆，路上的行人都带着一种过久了安适生活的气质。然而最终征服我的是川菜，当第一口滚烫的豆汤浇灭胃里饥饿的炽火时，我就决定了要做川菜的脑残粉。我在成都吃到了豆花、蹄花和脑花，毛血旺、燃面和各种点心。在一个出租车司机会以“回家吃饭啦”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拒载的地方，人们在做菜这件事上的热情是不难想象的。
在成都的一天半里，我们有两个半天在培训。其中一位老师是知名的民族学家，长长的花白头发和胡子，很有几分落拓不羁的色彩。他讲到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你必须放弃自己，向任何人、任何观点学习，这样到最后，才能形成辨明真伪和洞悉要义的能力。
我们也参加了一两次聚餐，听老师和前辈回忆各种故事。在世界上所有的饭局中，一个由人类学家组成的在有趣程度上大概能排前列，在平均酒量上也一样。当然我们去到民族地区后才明白，这只是小意思而已。
最后一个下午的自由活动，去了杜甫草堂。在市郊，草木幽深，溪水澄碧。茅屋并无特别之处，但旁边陈列馆的历代各版本杜诗值得一看。我们刚进去不久，就下起大雨，天色沉黯，只有小屋里透出一两点灯光。我试着回忆读过的杜诗，首先想起的还是那两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之后去了锦里和宽窄巷子。它们都是旅游商业街，锦里有点文艺范儿，而宽窄巷更有些新锐艺术的气息，和经过精心包装的传统文化糅合在一起。看到高级餐厅、会所和茶馆，听到了洞箫和川剧。
第二天清早，我们离开成都，坐大巴前往松潘。车程八个小时（在堵车的情况下），开始窗外是平凡的郊野景色，很快进入连绵的群山。山高而陡，让人有种压迫感。到了汶川境内，山势更加险恶，不时看到滑坡和泥石流的痕迹。岷江在山脚下奔流，大雨之后，更加浑浊湍急。在五年前的地震中毁坏的旧213国道也在下方，还有重建的房屋和地震遗址。县城则已看不出多少受灾的痕迹，路边都是旅游业宣传和实现中国梦的标语。
汶川过后，公路被前两天的滑坡阻碍，车行缓慢。也是在此之后，有了上到高原的感觉。阳光变得更明亮、强烈而纯净，天空更蓝，云朵更近。山坡上可以看到高山针叶林和草甸，路边野花的颜色也更加鲜艳。
下午到达松潘县城时，已经彻底错过了午饭时间。我们只是放下行李，然后就出去采购物资。县城依山而建，旅游和购物集中在内城，即明代的旧城墙以内，但外面也有很多商店和客栈。这个现在是旅游点的城市曾经是汉人控制藏区的重镇，它的藏语名字意思是“汉人的地方”，暗示着汉人的活动范围无法超出市镇和交通要道。城墙的厚度超过五米，城楼上旗帜迎风飘扬，城门下聚集着小货车和面包车、小贩、地摊和涌动的人群。
在城里走动时，三千米海拔的效果开始显现，感觉像是有个夹子夹在脑壳里面，随着走动一下一下压榨般的痛。我去过中甸和拉萨，没有明显的感觉，不知是这里的水土，还是旅途劳累的关系。
晚上吃过牛肉火锅，出城往酒店走时，当县城的灯光在身后隐没，我看到了几年来见过最美的星空。群星明亮、清晰，近得似乎触手可及。当它们从黑色的天幕上浮现时，甚至让人有种恐惧感，仿佛被无数冰冷的眼睛注视。
七月六日中午，往最终的目的地出发。我们将所有的箱子和手提袋、桶和脸盆、高压锅和碗筷在皮卡的货厢堆成一辆小山，然后把自己塞进座位。县城到我们的田野点A村有十七公里，路两边山青水绿，风景非常明媚。岷江与公路平行，江对岸的山前有农田和养蜂场。
A村在一条山沟的入口，国道从村子中间穿过。村子有两百多户，大半是汉族和回族。国道和往沟里的乡道相交的地方有一个小广场，上面有旅游局立的一座碑，因为沟里有两个景点。这是村庄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一般农村客运的上下客点。
往里走到村子边缘，才是我们寄宿的小学。学校是地震后安徽援建的，校舍很新，硬件设施很好。暑期的校园空空荡荡，强烈的阳光将篮球场和教学楼映成了暖色调。
傍晚下了一场雨，然后出现了彩虹。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主虹和副虹的光谱，色彩明亮而干净。我从没有离彩虹如此近，它的根部就在对面那座山的山脚，我们把这当作一个吉兆。
二、进入
七月七日早上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终于将自己投入一项以访谈为基础的工作之中。
这天早上，我们从A村走到了X村。道路是乡道，路况很好。路的一边是青绿的山林，一边是岷江的支流，水不像主流那样浑浊，而是清澈湍急，在石头上激起阵阵浪花。江畔的田地里种了青稞和胡豆，插着大量的稻草人，非常逼真，看上去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场景。路上还经过一个藏羌猪养殖场和一个种菌子的大棚。这条路上的风景很美，蓝天白云下，公路曲折延伸，最终消失在群山之间。后来的一个月里我每天走几次，却始终没有对这景色生厌。
以接近小跑的速度步行，走到X村需要四十五分钟。X村是一个藏族村庄，远远地就能看到藏式建筑，石砌的大房子，门前的经幡在风里飘扬。它的特殊之处是座落在河谷，三条小河交汇的地方：传统的藏族村寨都在高山之上。其中原因是，这是几个寨子分别从附近的山上搬迁下来所形成的村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它在后来也成了我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X村的风景很好，三条河呈π形将村庄分成四个部分，有三条主要的道路。村里有接近九十户人，还有一座格鲁派的寺庙，事实上村庄也是依附于这座庙而兴起的。每一户都有很大的院子和田地，村庄周围的山坡和坝子上也有大片的田，高山上有森林和牧场。早晨的阳光下，村庄显得无比安宁和谐，当然我们在更深入地接触后才明白不完全是如此。
在后来的调查里，X村成了我们中大多数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在内。我最终收集的个案中，70%来自这个村子。除了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欢这里的景色和人情，喜欢那些敲敲门就请人进去喝茶，留人吃饭的藏族村民，还有乐意给人讲经的、笑容纯净的僧侣。
相比之下，A村的规模更大（200多户人），更多的人口使得我们无法与村民建立普遍的联系。这里的生活似乎不像X村那样，给人一种纯粹感，或许是毗邻交通要道、与外界接触更频繁的缘故。当然与城市相比，这里的人还是更淳朴，我们也遇到了友善的合作者，以及意气相投的朋友。
进入田野的前几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四处游荡，以及像老师所说，“混脸熟”。进入的头一两户人家，是由老师带着，看他们怎样打开话题，怎样了解信息。一两天之后，老师就将我们驱散，让我们自己寻找访谈对象。之后的几天，我基本上是从村庄的公共空间——A村的广场和X村的商店门口——开始，在那里寻找似乎有兴趣和我谈话的人。如果可能，就到他们家去。如果一时间找不到，就到处走走，或者爬到村子周围的山上，去看地形格局。
第二周，基本定下自己调查的框架，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访谈。在此过程中，同学之间的信息共享也有极大的帮助。也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收集典型的个案，准备以此组成所获材料的主体。在此期间，由于获得了当地的户口资料，我的调查也得到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个星期，写出了调查报告提纲之后，再收集一些支撑性的材料。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非常规的事件，如庙会、葬礼等，使得常规性调查的时间有所减少。而且到了这段时间，对调查的疲倦感也比较强烈了，只能说是尽力而为吧。
事实上在调查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日程就变得平淡起来。每天走相同的路，访问几家不同的人。过多几天，日子就开始相互混淆，昨天的事像前天的，而今天的事像明天的。每一次访谈的程序都是相似的，直到在提问之前就想到了对方的回答。由于调查的时间有限，对于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焦虑感也是如影随形，我不能说自己没有经历几个极度沮丧的时刻。
但是对于回忆来说，长时间的平淡不及激动人心的瞬间有价值。我更愿意把那些冗长的材料留在调查报告里，接下来就写一些值得一提的人、事和地方吧。
三、二三事
【X寺】
X寺是X村的一座大寺，称其为附近几个村寨的宗教活动中心亦不为过。其寺有四百六十多年历史，极盛时曾有五位格西，百余僧众。建国后一度被关闭，僧人被遣返回家而寺院建筑被村民占用；后又恢复，现在有两位活佛和一位格西。
两位活佛中，年长的已逾七十，现在寺中；年少的转世不久，只有十四、五岁，正求学于青海拉卜楞寺。后来我们在村中遇到一名少年，是这位小活佛的表哥，他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活佛转世和培养的故事。
X寺是一座黄教寺庙。然而在安多地区，并非如在卫藏一般由黄教独大，事实上很多被黄教排挤出卫藏的教派，如白教、红教和苯波，正是在此落脚，形成了各派杂处的局面。同在A乡的大寨村就有萨迦派的寺庙，而从松潘往九寨沟、红原方向则都是苯教的势力范围了。
寺中最主要的建筑是其大殿，白墙金顶，在阳光下映出一片金辉。大殿坐落在地势较高处，也是唯一门前有台阶的建筑。因藏族以高为洁净，在殿内供奉达赖像的地方必须是最高的，经书也要安置在高的地方。
大殿旁边有供僧侣日常活动的建筑，还有白塔和转经筒。周边散布着民居式的建筑，其中较华贵的是活佛和格西的居所，其它则属于一般僧侣。僧侣的居住机制从属于他们的教育模式：类似一种导师制，一位有导师资格的僧侣指导二、三名小和尚，他们一般只有十几岁，和导师一起住在一栋房子里。导师既指导他们学习，也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当他们完成一定年限的学习之后，往往会到其他寺庙进修；返回后，如果被认为已经结束了学徒阶段，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在附近盖一栋房子，作为他们独立的住处。
【僧侣及其亲友】
在X寺期间，我认识了几名僧侣，其中交谈最多的是C。这位和尚年过三十，笑容明朗，喜欢穿橙色的僧袍。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寺里畅坝的那个星期。这是僧侣们休假游乐的时间，有些人在村里打篮球和桌球，有些人在大殿门前搭起白色的帐篷，铺上地毯，摆出水果小菜和饮料，打牌猜拳听歌。某天我走进寺里去找同学，刚好遇到C，他便招呼我进去，请我吃风干的和生的牛肉。这让我觉得意外，我本以为他们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群体，外人也不应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是C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们并不拒绝别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几天后我就去了他家，喝着酥油茶，听他讲寺院教育、葬礼和经幡的挂法。
C的知识面很广，而且讲话条理清晰，给人很渊博的感觉。他还有一个哥哥，曾从学于X寺的格西，当时由于达赖的关系，他们常年羁留在印度。后来印方与中方达成一致，中方将格西迎回。那一天，从A村到X村的道路被两百辆车组成的车队排满，藏族村民手捧哈达，夹道相迎，汉族和回族则在附近看热闹。但C的哥哥就不是这么幸运，由于没有人担保，他无法以正常身份回国。有关部门表示，如果他想在回国后取得合法身份，就必须还俗。于是他放弃了前半生所有的积累（C曾说以他的学识，在任何一个寺院都可以当上格西），变回了一个俗家人。现在他在成都，结婚生子，以翻译佛经为业。
在X村，与僧侣有密切关系的村民还有不少，包括上文提到的，活佛的表哥E。他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松潘中学读初中，为人开朗，擅长表达。他告诉我们当年选活佛的过程：其他活佛通过算卦得知转世灵童的位置，然后由僧侣到当地选出三个候选人——E也是其中之一。之后就是根据一些行为、征兆来判断。最后的依据是，推算指出转世灵童的左手或右腿上应该有一个伤疤，而表弟去年被狗咬了，右腿留下一个疤，于是就被选中了。E给我们看他的照片，年纪比E还小一两岁，身披袈裟，双手结印，神色庄严。而E在家可以把腿翘在火炉上，看爱情公寓，在学校提着钢管打群架。当我们问起时在经堂里掀开一幅唐卡上蒙的布，指着上面怒目的金刚说，这就是我表弟的真身。我想问他，有没有为被选中的不是自己而感到遗憾，但最终没有问出来。
【藏语言文字】
X村的大部分藏人都会说汉语，其中老一辈受过正规教育的不多，大多是在和汉人的交流中习得；年轻人则是通过学校教育，在全汉语的教学环境中，他们说藏语的机会及不上汉语，以至于藏语反而有些生疏。
藏文的地位则有些像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一个村子里能读会写的人往往不超过两三个，他们以这项技能而受到特别的尊敬。学习藏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寺院，在假期寺里的僧侣会为村中的孩子们辅导；一是去上用藏语教学的学校。在松潘县有一间藏文中学，但只有初中部，如果想读高中，则要到其它地区。
我在X村遇到一个这样的学生Z，十七岁，在青海的一间藏文学校读书。我们是在给一家人帮忙收莴笋时认识的，当时他刚放假回到家。Z是个让人很有好感的年轻人，诚恳友善，总是尽可能地把他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从言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明显的自豪感，对于藏语、传统习俗以至于道德规范的认同比一般藏族年轻人强很多。然而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读藏文时，他说，觉得自己读汉语比不过汉族人，所以才读藏文，给自己一技之长。这种感觉并不少见，很多藏族的小学生正是在开始用汉语考试（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之后，成绩明显下降，不少人就是因此而放弃升学。
Z给我看了他的藏文课本和字帖，镀金的字母，像在经书上一样；还有画唐卡的教材。他一再叮嘱我，不能污损书页，还要尽可能放在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