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谈论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也算是回顾一下读博几年来学过和考虑过的一些东西吧。
大概三年前我在知乎看到过一个问题：“要更好地理解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知识体系？”。我写了一个答案，接着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有发出去。最近翻到那个文档看了一遍，意外地发现当时自己的不少观点现在看来仍然能够认同，尤其是关于何为“理解”这个认识论的问题。引用其中一句：
规律可能只存在于理解中，而非世界本身；理解是将混沌无序的世界纳入符合人类认知方式的结构的过程。
一直以来无论在学术领域之内还是之外，我追求的都是“理解世界”这个目标，但我对于“理解”的看法始终是这样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George Klir 在一本关于系统科学的书里表达过有些激进的观点：我们通常所说的系统，比如蚁群、气候系统或者社会，并不独立于人类心智地存在于真实世界，而是有赖于一个观测者将它们识别出来并加以界定[1]。 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样的立场：在我看来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世间万物内在的规律，同样也是我们心智建构的产物。客观的、不变的“解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因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而千差万别的“诠释”。
采取这种立场与我个人的学科背景和接触过的思想传统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主义立场：简单来说，我无法确定我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其实这基本上是一个 philosophical belief，思考可以改变有关它的论述细节甚至是一些次要观点，但无法改变 belief（我在哲学系修过一门关于这个问题的课，到课程结束的时候班里怀疑主义的支持者没有说服任何一个反对者改变立场，反对者也没有说服支持者）。既然我不知道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靠——更激进一点，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外部世界——那么脱离我自身来谈论一个“独立”的外部世界自然也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个思想来源是我在大学里读的福柯，他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对我影响很大：
没有相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如果不同时假定和建立权力关系，也没有知识可言。[2]
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出身而后转投理工科的人，科学是我偏好用以探究世界的方式，但我从不认为科学提供的是公正、客观的关于世界的事实。科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求索，而是由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实践的一种 social practice，受到政治、资本的形塑，本身属于现代性这个庞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科学提供的“事实”同样也是这个话语体系的产物。
因此单独谈论“理解世界”这个话题并不能带给我们多少收获，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自己的网站介绍研究兴趣时是那样写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人如何理解世界。
而科学能够带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对现代人来说，要在科学框架内获得回答这个问题所需的知识实在太难了，在人类积累的知识量极度膨胀的时代，对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有所涉猎几乎是不可能的。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式的全才、理性主义时期笛卡尔、莱布尼茨式跨学科的通才早已不复再有，如今的研究者甚至连自己学科的各个分支也无法完全掌握。而这样一个问题又偏偏落在多个学科的交叉点上，以我认为最相关的领域之一——人工智能为例，要深入了解它就需要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可计算理论等方面的背景，而其中每一个都足以让人轻易耗去一生的时间。
如果把眼光投向科学之外又会怎样呢？理解世界的途径还有许多，宗教、艺术、音乐或是身体知觉。它们并不遵循科学的逻辑，有些甚至会回避我们根植于语言的思维方式，比如禅宗的公案，通过荒谬地违背语言中的逻辑令修行者跳出这一框架，达到一种不依托语言的理解或者说顿悟。
但这些途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个人化的体验。这正好是科学的反面：不追求证据和可重复性。许多佛教徒声称体会到了自己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超脱个体的局限而领悟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许我以后也会去追求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但无论我经历了什么，它都无法被别人重复。
而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归结为对个体经验的追求，未免也有些悲哀。毕竟我们一开始向往的总是一些普适的结果，一些不会在我们死后便被人遗忘、能够长久流传下去的东西。作为渺小而速朽的个体，这种对永恒的追求或许是一种对抗虚无的本能吧。
我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最终通向我追求的答案，事实上在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思绪上涌时，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答案远在我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或者根本不存在：宇宙并没有义务被人理解[3]。但这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我并不真的相信我为之努力的事情，也只是这让我能够继续为之付出努力。
天地苍茫，每个探索者终有穷途末路的时刻，在我们之前的思想者早已经历过，我们之后的也将会经历。中国的思想传统里一直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做法，有些事情总是想要去做，无论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毕竟——引用周云蓬的一句话：
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这是我们的宿命。
2017.3.3 于 Bloomington
[1] George Klir, Facets of System Science
[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3] 引自天文学家 Caleb Scharf